另一种不安。这种南北差异对于帝国来说日后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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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孙露在南京的皇城之中为南北两地的差距而感到不安之时，远天津塘沽船厂的黄宗羲却正完全沉浸在北方地区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自从晋察冀栈道工程的招标尘埃落定之后，身为工程发起者的黄宗羲这些日子更是越发英姿勃发起来。虽然工程的启动代表之后的几年，他的工作将更为忙碌。但黄宗羲对于这种忙碌却显得乐此不疲。而今的他早已一扫当年刚被调往燕京时的沮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与庆幸。

　　虽黄宗羲自中华朝建立之后便一直出任河北省政使兼燕京府府尹，但他对南方诸省消息的掌握却一点都不比京城来得差。这不，在北方地区的多数官僚还尚未得到南方公社事件的具体消息之时，黄宗羲却已然得知东林党俜请董志宁为刘富春一案打官司的消息了。其实，对于刘富春一案本身黄宗羲并不怎么感兴趣。他虽知东林党正在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但并不认为陈子龙等人真能凭借这桩案子改变明年国会大选的最终结果。至少现在北方诸省的省议会均已毫无悬念地落入了复兴党的囊中。因此就算东林党能通过一些小手段得到江南、河南等省份的议席，也难撼动复兴党在全国的地位。

　　刘富春一案之所以会引起黄宗羲的注意，完全是处于其背后涉及的公社问题。众所周知帝国的公社有百分之七十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农村公社制度不但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帮助饱受战乱蹂躏的华北、辽东等北方地区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在东北黑山白水的深处、在蒙古草原大漠之上，一批又一批的中原开拓者更是通过公社凝聚力量在陌生的土地上安家落根。而这些公社的上缴的粮食更是北方诸省官仓粮食的根本来源。

　　当然有关公社制度的诸多弊病黄宗羲等北方一系的官员也十分清楚。但在他们眼中，这些弊病比起公社带来的好处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记。最主要的是公社制度有效的保持了土地的国有化，使北方的地区的土地没有像南方那样被私人大量购并。至于土地国有化带来的好处，相信只要将这五年来南北的发展速度做一下对比，任何一个人不用解释都能明白。

　　不过，黄宗羲也并没有就此想要一成不变的保持现有的公社制度。相反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北方的同僚尝试对公社制度进行不断的改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其在建立之初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因此在黄宗羲看来河南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当地官府不知变通改进，某些官员不作为造成的。他认为这种事情若是放在北方绝无可能发生。因为北方诸省大多都像黄宗羲所治理的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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